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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译现象和翻译补偿手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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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忠生, 胡奇勇(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学院外语系, 福建福清)
摘要: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特征, 在词汇、语音、修辞和文化上
存在不可译现象。笔者不同意完全不可译的观点, 本文运用补偿手段探讨了以上四个方
面的基本可译性。
关键词: 不可译; 补偿; 英汉翻译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4)
作者简介: 韦忠生(1962~ ) , 男, 副译审。
一、不可译现象与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
在英汉互译中, 有时无法将原语或源语(sou rce language) 翻译成译入语或目的语
( targetlanguage) , 会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 即“不可译”, 它包括“语言上的不可
译”和“文化上的不可译”。“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法的种种差异是造成可
译性障碍的基本原因。因此, 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 绝对的可译性是不存在的。
同理, 翻译中的‘忠’与‘信’, 也只能是相对的, 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也是不存在的。[ 1 ]”
翻译以原语文化为中心, 还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 这长期以来在我国翻译界是一
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笔者不同意完全不可译的
观点, 如果真地不可译,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不断的探讨。
各国语言学家、翻译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跨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各种
各样的翻译策略。“异化”(fo reign izat ion 或alienat ion) 与“归化”(dom est icat ion 或者
adap tat ion)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方法。归化以原语文化为视点(sou rce language cu
ltu re o rien ted) , 异化以译入语文化为视点( target language cu ltu reo rien ted) , 前者
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译入语的文化习惯, 为读者着想; 后者提倡译文应尽量去适应原语
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
美国现代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了所谓的“动态对等”或“灵活对等”(dynam ic equ
ivalence) 的翻译方针, 换言之, 就是不把着眼点放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上, 而放在译文读
者的感受上, 也就是把重点放在“译文和原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上”。所以这种
“动态对等”或“灵活对等”的翻译就不限于一种译法, 而要求从各种可能的译法中挑出最接
近原文效果的译法。奈达主张把“翻译过程”看作是“不断从各种不同译文中选择最佳或较
佳译文”的过程。
二、补偿的分类和界定
翻译过程中, 当遇到难以直接翻译的词句, 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
现手段, 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 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 这
种翻译过程就是补偿。
采取补偿的翻译策略, 考虑更多的是译入语或目的语的文化和遣词用字习惯, 实际
上是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
20 世纪60270 年代, 翻译理论文献中先后出现过compen sat ion, compen sato
ry, compen satefo r 等与补偿相关的术语, 然而界定仍不明确。80年代初, 威尔斯(W
ilss) 在《翻译: 问题与方法》( The Science of T ran slat ion: P rob lem s andM ethods)
[ 2 ]一书中多次提到补偿这一概念, 称其为解决语言内及语言外结构差异的手段, 后者
指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他也论述了词汇翻译的迂回策略, 即解释性翻译, 认为这是译者
可以采用的唯一补偿手段。自80 年代后期开始, 对补偿的功用及分类更为明确。英国
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 ewm ark) [ 3 ]认为, 补偿主要用于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
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损。最著名的是赫维和希金斯(Hervey and H iggin s) [ 4 ]
提出的补偿的分类: ( 1) compen sat ion in k ind(类比补偿) : 在译入语文本中运用与
原文相当的语言手段, 再现原文效果; (2) compen sat ion inp lace (换位补偿) : 译文在不
同于原文的位置再现相同的效果; (3) compen sat ion by m erging (融合补偿) : 译文将原
文多个特征融合在一起; (4)
compen sat ion by sp lit t ing (分解补偿) : 译文将原文较短语句的含义和特征融合
在译文较长的一段话中。作者认为上述几种形式并不互相排斥, 可以同时运用。我国学
者柯平先生[ 5 ]认为变通和补偿手段包括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
义、归化和回译; 马红军先生[ 6 ]则将补偿手段划分为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 前者指明确
的注释(包括脚注、尾注、换位注、文内注以及译本前言、附录等) ; 后者包括增益、具
体化、释义、归化等手段, 指译者充分利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
翻译界普遍认为, 有关双关、典故与语音效果的转换应视为补偿, 而与特定文体及修
辞无关的变通手段(如语法转换) 则不应属于补偿。马红军先生认为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
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 均可归于补偿。
三、补偿在不可译现象中的应用
1. 补偿在词汇翻译中的运用英语中有些词汇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 就不能用
异化法, 而要用归化法加以引申, 这种引申可以从抽象到具体, 也可以从具体到抽象。
There were times when emigration bottleneck was extremely rigid and nobody
wasallow ed to leave the country out of his personal preference .
Bottleneck 的原意是“瓶颈”或“(交通) 狭口”, 引申为“限制”; preference 的愿意是
“偏爱”,
引申为考虑: 过去有过这种情况, 移民限制极为严格, 不许任何人出于个人考虑而
迁居他国[ 1 ]。
释义法也是一种变通的作法。在英译汉中有时需要灵活地译出英语词典的原义, 对
原词语进行阐释。释义使抽象名词具体化, 暗含词义明朗化。如英语中有几类带有强烈
的语义色彩的动词,
在汉语中无对应色彩的动作, 因此我们要在它们前面加上描摹性副词。
saunter 悠然自得地走, amble 从容不迫地走, stride 大踏步地走, trudge 步履艰难
地走,
trapes 懒散疲乏地走, trek 寸步难行地走,
shamble 蹒跚地走, prance 昂首阔步地走,
scamper 蹦蹦跳跳地走, clump 拖着沉重的脚步走, tiptoe 踮着脚尖走。
由于全国实行了经济改革, 中国农民已打破了延续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制度。
Thank s to the econom ic refo rm acro ss thecoun t ry, farm ers in Ch ina have sm
ashed the“common b ig rice po t”system that ex isted fo rdecades, i. e. the ab so lu te
equalitarian ismw hereby everyone get s the u sual pay andbenef it s irrespect ive of h
is perfo rm ance.
“打破大锅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语, 若直译为sm ash the common b ig rice po
t,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 这里作了解释性翻译予以补偿, 同时尽可能
保留民族特色。
I knew even then that she w as help ingpeop le ou t. She had a face that
invitedconf idence and a heart that never bet rayed it. (F. ou rsler)
即使在那个时候, 我也已经懂得她是在热心帮助人家。她的脸使人看了就把她当作
自己人, 为人更是耿耿此心。
“O h! Tell u s abou t her, A un t ie, ”criedImogen; “ I can ju st rem em ber her.
She’s theskeleton in the fam ily cupboard, isn’t she ? ?”
(J. Galswo rthy: In Chancery)
“哦, 给我们讲讲她的事儿吧, 好姑姑, 伊莫根嚷嚷道,“我几乎记不得她了, 她是咱们
家衣橱里的骷髅, 丑得见不得人, 是吗? ??”
在以上两个译例中, invited conf idence 用释义法译为“使人看了就把她当作自己
人”, 译例对skeleton 进行了阐释, 增加了“丑得见不得人”
这样的字眼, 使其暗含含义明朗化。
2. 补偿在语音音韵翻译中的运用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规律上相差很大, 在英汉互译中
找不到对应的形式, 成为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如:
—W hat keys are too b ig to carry in you rpocket s ?
— A donkey, a monkey, and a tu rkey.
例句中, 英语利用了发音?k i: ?与k i 及词形的相似性, 表示答话人的机智敏捷和幽
默风趣, 这种由语音相似所构成的韵律美和词形后缀相同的形式美在译成汉语时很难再
现。
英语文学作品中, 有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人物的语言不规范, 语法、拼写、发音错误
百出, 这种情况要采用注释的方法, 否则读者很难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
英汉语在音韵表达上差别很大, 我们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 利用汉语的叠音词、对偶
句式、双声、排比结构等方法加以补偿:
Change is part of life and the m ak ing ofcharacter. W hen th ings happen that you
do no tlike, you have two cho ices: You get b it ter o rbet ter.
变化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也塑造了人的意志品德。当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 你有
两种选择: 要么痛苦不堪; 要么痛快达观[ 7 ]。
例句中b it ter o r bet ter 是头韵(alliterat ion) ,
还押尾韵, 这里将其译成音韵对仗、工整贴切的对偶句式, 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原文的
韵味。
Competence, Concen t rat ion,
Comp rehen sion, Con scien t iou sness, Clarity,
Cou rtesy业务过硬、精神集中、理解全面、工作认真、清楚利落、彬彬有礼[ 7 ]。
这里每个词都押头韵, 音律铿锵。译文采用排比结构作为变通的方法, 四字格节奏优
美, 较好地表现了原文的音乐美。
3. 补偿在修辞翻译中的运用绝大对多数英语修辞格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修
辞格, 它们无论在结构上或修辞作用上,
都彼此十分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可采取异化的方法。但是实际上, 由于两个民族的思
维方式和美学观念等各不相同, 因此就要采用归化的办法以保持原文的语言表现力和感
染力。
(1) 转换比喻形象: pain t (gild) the lily 与“画蛇添足”, 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在西
方, 百合花是“清白”与“贞洁”的象征, 因此给百合花粉饰当然被看作是多此一举; 而汉文
化中蛇本无足,
画蛇添足只能弄巧成拙, 典出《战国策. 齐策二》中的“画蛇添足”与典出莎士比亚《约
翰王》(KingJohn) 中的" pain t the lily" 各自所具有的民族性都十分明显。英语的这一成
语翻译成汉语时就要转换比喻形象, 将其翻译成画蛇添足或采用释义法译为“给百合花涂
彩, 多此一举”。
(2) 引申词义: 在翻译英语修辞格时, 往往还要引申词义. 例如英语的O xymo ron
(矛盾修饰法) 有时按照其字面意义和语法结构翻译出来, 会令人不解。
The M ajo r again p ressed to h is b lue eyesthe t ip s of the f ingers that w ere
dispo sed on theedge of the w heeled chair w ith carefu lcarelessness. (Charles D
icken s: Dom bey andSon)
少校用一种经心作出的漫不经心的姿态再次把原来放在轮椅边上的指尖按住自己的
蓝眼睛。
这里将carefu l 引申为“小心作出的”
(3) 增加用词: 为了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 在翻译英语修辞格时, 需要增
加用词。
The m essenger w ho w as no t long inretu rn ing, fo llow ed by a pair of heavy boo
t thatcam e bump ing along the passage like boxes.
(D icken s)
送信人不久就回来了, 后面跟着一个穿着笨重靴子的人, 在过道里走的咯噔咯噔乱
响, 象滚动箱子一样。
A pair of boo t (一双笨重的靴子) 属于英语修辞格M etonym y (借代) , 译文加词为
“一个穿着笨重靴子的人”; bump ing ( 碰, 撞) 属于O nom atopoeia (拟声) , 译文增词为
“咯噔咯噔乱响, ”like boxes (象箱子一样) 属于Sim ile (明喻)。
根据上文, 译文增加“滚动”二字, 这样译文就通俗易懂了。
英汉语的双关语, 都是指同形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的巧妙使用, 因此双关语分为谐
音双关语和谐义双关语, 双关语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使语言生动活泼, 富有文采。双
关语的翻译在多数情况下在译文中很难再现原文的修辞形式, 可用叠字来作为一种变通
的补偿方式。汉语歇后语中有些也含有谐音相关的修辞结构, 翻译时有一定的难度, 绝大
多数是不可译的。
It’s a long , long w ay to Siberia and long,
long w ait atMo scow airpo rt. (J eff T rim b le)
去西伯利亚的路, 千里迢迢; 在莫斯科机场候机, 遥遥无期[ 8 ]。
句中w ay 和w ait 是谐音双关语, long, longw ay 和long, long w ait 相迭, 给人一
种路途遥远, 几无盼头的感觉。这里用“迢迢”“遥遥”叠字形式作为一种变通的译法。
“试纺, 顶多忙一阵子, 过了几天, 还不是外甥打灯笼- 找旧(照旧)。”(周而复,《上海
的早晨》)
“A nd if w e’re now go ing to have a checksp inn ing , it’ll on ly m ean that w e’ll be
bu sierthan ever fo r a spell and then af ter a few daysth ings w ill be back to w hat they
w ere befo re. ”
在这里歇后语的喻义被准确贴切地译出来了但是在译文中汉语的双关语体现不出
来。
4. 补偿在文化翻译中的运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语言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
尤其文化中所蕴涵的文化语义, 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性, 由于两种语言不同的文化观念,
势必存在文化局部交叉、碰撞和冲突, 这就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每一种
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cu ltu rally- loaded wo rds) 在译入
语中找不到与之对应或对等的词语, 不得不采取异化并加注的方法, 从而使作品的语言
风格、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这断子绝孙的阿Q ! ”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阿Q 正传》)
“A h Q , m ay you die son less! ”Sounded thelit t le nun’s vo ice tearfu 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是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 至今这种传统的观念仍然根深
蒂固, 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骂人“断子绝孙”是最刻毒
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 这种观念要淡薄的多。因此英美读者不可能理解译文中“son less”
的文化含义, 因而译文必须加上一条注释: —a cu rse in to lerab le to ear inCh ina, 才能
使译文读者确切理解全句的语用含义。
有些专有名词往往反映某种背景情况、民俗或典故,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把它们
所具有的特殊涵义阐释出来。
Now you can m eet good Sam aritan s again,
here, there and everyw here.
Sam aritan 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生性乐善好施于人, 因此全句译为现在你又
可以处处见到乐于助人的人了。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 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而笑道:“若其也葬花, 可谓东施效
颦了, 不但不为新奇, 而是更是可厌。”(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Can th is be ano ther ab su rd m aid to com eto bu ry f low ers like Taiyu ? ”he
wondered insom e am u sem en t. “ If so, she’s ’ Tung Sh ihim itat ing H is Sh ih, w h
ich isn’t o riginal bu trather t iresom e. ”
一般的英美读者不大可能了解译文中出现的“Tung Sh ih ”和“H is Sh ih ”, 因此对
Tung Sh ihim itat ing H is Sh ih 这一典故也必然感到茫然不解, 为此译者加注如下:“H is
Sh ih w as a famou sbeau ty in the ancien t Kingdom of Yueh. TungSh ih w as an ugly
girl w ho t ried to im itate herw ays. ”这样便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理解这一典故
的涵义。
四、结语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翻译中不可译性限
度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译者要深入探讨两种语言的特点, 努力缩小这种限度。补
偿无疑是翻译不可译现象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笔者认为不存在完全不可译现象, 任
何语言现象是基本可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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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分析
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分析
由于两种语言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很多表达在另外的语言中很难找
到对应的表达,这就是不可译性。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著作《通天塔》(AFTER BABEL)中对历史上有关
可译性的争论作了以下分析(1975:73):'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
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总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语言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说,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
种语言朱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 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
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相相反的观点认为
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逻辑和心理方面无法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因而无
足轻重。'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
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
接受的,如果涉及的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交流
工具之一。一个个国际组织纷纷成立,一个个独立国家先后诞生,一个个跨国公司不断涌现,
给翻译赋予了政治和商业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流促进了各国之间信息的频繁交
流,从而大大增加了翻译的工作量。可以这样说:没有翻译就没有近二百个不同语言国家和
睦相处的国际大家庭。这一客观现实已使持'翻译不可能'观点人无立足之地。
西奥多·萨沃里(Theodore Savory)认为(1957:11):由于思维相同,翻译才有可
能,而产生这种相同思维的原因,则是各民族都属于同一种类。尤金·奈达(Eugene Nida)
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提出'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绝对沟通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在
同一语言区域或是不同语言区域之间,人们之间高度有效的沟通还是可能的,因为人们的思
路、身体反应、文化经历和对别人行为方式作出调节的能力都是相似的。'(1964:55)奈
达通过大量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充分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
中也能相对精确的表达出来。'(1875:Xiii)笔者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
的、由词汇组成特定体系。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相似的生理结构,有大同小异的体力活
动和脑力活动。尽管种族和肤色不同,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根据本人对汉英这两个分属于不
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这两种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地描写客观外在世界和
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它们之间共同远远超出不同点。语言之间的共同点使源语(Source
Language)向的语(Target Language)的转换成为可能,因此把源文(Source Text)译成
的文(Target Text)是可能的。承认翻译是可能的,确认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是翻译
的理论基础。
译不可译之文
——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
[德]卜松山/文 杨淑学/译
盾姆斯·刘[向愚](James Liu)曾言:“正如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在试图表达不可表达之事物
一样,一切文学艺术理论都是在试图解释不可解释之事物。”①或许,我们可以在这句名言
之后再加上一句:“所有对文学艺术的翻译都是在试图译不可译之事物。”然而,未必所有人
都会同意这种说法。从古至今,人类毕竟始终都在从事着文学的翻译。但是,从理论的角度
看,我们所从事的文学翻译的根本立足点或许并不坚实,至少在后现代时期,理解的可能性
正面临彻底的挑战:归根结底,理解不过是误解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基于此,翻译实际上也
就是误译。
然而,从较为实际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忽略后现代所指出的此类缺陷,因为我们根本
就离不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像西西弗斯的苦役(a Sisyphean task)一样,需要我们
持之以恒。我们需要进一步意识到此种努力的不足,而不是其无效性。事实上,文化离不开
翻译:我们的思想史不外乎一部翻译史,只要想一想对《圣经》、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史诗的
翻译是如何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正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②,翻译包括两个层面:(1)跨越空间的翻译,即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2)跨越时间的翻译,即不同时代之间的翻译。从这个角度看,人类
的交流,无论是同一语言内部还是多种语言之间的交流,首先有赖于翻译。其次,正是由于
我们学会了跨越时代的翻译,我们才拥有了文明(我们也称之为传统)。另外,一方面,翻译
总是解释 (interprelation),即对某一作品的个别的、有局限的主观理解方式;另一方面,翻
译作品(尤其是对文学与艺术作品的翻译)也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弄清如何解读艺术(如文艺复
兴时期的艺术)。我们不妨再引用乔治·斯坦纳的一句名言:“当我们丧失或忽视解读艺术所
需的惯例时,艺术也就死亡了。”③
上述观点应当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涉及我们文化内部的翻译时应当如此。但是,我们
对充满根本性差异的他者文化(如中国文化)的翻译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从
事着这项工作,并且会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在从事此种翻译时,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这项
工作的不适当之处(inadequacies)。面对一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我们发觉文化本身是一种由彼
此相互关联的诸因素组成的符号系统,需要加以翻译或解释。
由于文学艺术美学(继哲学与宗教之后)是文化的显著体现,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理
解一种文化的文学与艺术来走近这种文化,既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或误解)。这也正是我
在本文中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我将努力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中国古诗来说明翻译中国
文化所遇到的困难以及这种翻译的必要性。换言之,我将着重阐释中国古诗中的某些侧面或
特性。这些特性乃是构成翻译中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而正确理解这些特性则有助于我们理
解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不仅被视为中国特有美学的体现,而且被视为
一种文化模式的体现。我想要表明的是,中国古诗的魅力存在于表面看来相互矛盾(事实上
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为:(1)形式感,或者说,对“律”
(regularity)、规则或固定模式的钟爱;(2)开放式的、朦胧的或委婉的传达或表现方式,即含
蓄性或暗示性。或许,有人更喜欢将其称之为一种自由与规则的相互作用。
何为中国诗的“律”呢?同其他民族的诗人相比,中国古代诗人有着特别强的规范形式
感。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每行诗中有固定的字数;
2.每首诗中有固定的行数;
3.语调的规范模式;
4.对比概念的规则性平衡(对仗)。此类规范特征最显著的体现是所谓八行“律诗”或
四行“绝句”;另外,也体现于宋词和元代散曲的固定曲调形式之中。
那么中国诗的开放性(openness)或暗示性 (suggestiveness)又是什么呢?从最早的中国诗
中,我们便可发现一种对间接的、暗喻式的表现方式的偏爱。在《诗经》的序中,这一特征
被称为“兴”,意为“激发”(stimulation)或“联想”。④“兴”在诗中表现为诗首的一种自
然形象,它通过委婉或类比的方式把自然与人联系起来。后来,特别是经过唐代诗人与批评
家司空图(857—908)的重新阐释,中国诗歌的这一显著美学特性被描述为“味外之旨”⑤或
“言有尽而意无穷”⑥(严羽,公元13世纪)。
以上特性的根源是什么呢?首先是语言上的渊源。汉语书面语中有两个特征与之相关:
1.汉语的组成单位——汉字——为无屈折变化的单音节单位。这一特点使中国诗能够
具有整齐的形式,并具有诸如诗行的长度或相互对应等方面的规范性。
2.古汉语句法上的不确定:
(1)没有词的形态、屈折变化;
(2)意义由词的位置与类比决定(诗歌中,意义往往由词或形象的并列结构来实现);
(3)汉语不是以主语为中心,而是以主题为中心;
(4)许多汉字具有多种意义。以上特征就形成了一种很高程度的开放性或模糊性——这
不仅反映在诗歌中,也表现在哲学作品中。与西方哲学作品截然不同,中国的哲学文本具有
一种诗性、暗示性,即美学特征。这种规范性与模糊性的相互作用在其他形式的作品中也有
体现,如“骈文”或“八股文”。这一特性甚至也体现于绘画当中,如具象与空白、虚与实
的对比。
中国诗的上述特性还有其哲学基础:
对规范与准则的钟爱可追溯到法儒传统中“法”的概念,而这一传统自汉代初期(公元
前一、二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这一特色更多地表现为礼
仪规范,即“礼”。然而,正如人们常指出的那样,正统的中国传统是“外儒内法”的儒家
思想。)
模糊性与开放性源于道家的观念,如“自然”或高深莫测、只可意会的“道”等。
最后,相对双方互补平衡源于阴阳思想,而后者已渗透至中国哲学的其他所有流派。
让我们以几首中国古诗为例来进行分析。唐代著名诗人王维(701-761)的律诗《过香积寺》
由八行组成,每行有五个字。(这首八行律诗可分为两个部分,各有四行。)原文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迳,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如果按字面翻译,可译为:not know tingrance accumulated
temple several mile(s) enter cloudy peaks old tree(s) without people path deep mountain(s) what
place bell spring/stream sound choke/gush jagged rocks sun color chill blue/green pine(s) near
evening empty pool bend quiet mediation subdues poison dragon
诗中的第五、六行含义模糊。泉声是水由岩石中喷涌而出形成的呢,还是水在受到岩
石的阻塞时发出的?我们不得而知。第六行作为并列结构的另一部分有着同样的不确定性:
是阳光使青松显得冷清呢?还是恰恰相反?然而,正如詹姆斯·刘[向愚]对这些诗句的评论一
样,这种句法的模糊性并非缺点;相反,这正是丰富诗意的源泉,因为这一特色使诗人得以
表现瞬间的体验,而不必受制于因果逻辑。⑦
下面的例子是摘自杜甫⑧(712—770)诗中的一组描写庙宇的诗句。原文为: “碧瓦
初寒外,金茎一气旁。”
可直译为:
green roof tiles first cold beyond
gold Pillars one/unity cosmic energy beside
对这两句诗,清代批评家叶燮(1627— 1703)有一段很有趣的评论:
“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
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
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
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
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
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竞若有内有外,
有寒有初寒。”⑨
叶燮对杜甫诗句近乎现代批评方式的分析,突出了中国诗中与规范性并存的模糊性与含
蓄性特征。
这种规范性与模糊性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西方诗歌传统中并不存在的各种诗歌表达方
式。例如,中国古诗常运用一些特殊的互文性(inter- textuality)方式来实现间接、委婉的表达。
其中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引用典故,即从某一首诗或某一部典籍中引用一个特殊的短语或句
子。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使诗人以很少的文字实现丰富的联想。然而,存在的问题是:只有
在大量的阅读之后,才能理解诗中所暗示的内容。正因如此,无论写诗还是欣赏诗,知识渊
博都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也就是杜甫所谓的“读书破万卷”。⑩
另一种互文性方式则更多地与规范的特性相联系:使用完全相同的韵脚做诗来应和另一
位诗人(多为朋友)。这种互文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中有许多范例。例如,著名诗人苏轼特别钟
爱陶渊明的诗(后者生活的年代比苏轼早700年),于是他为陶渊明几乎所有的诗都写了和诗,
并以此来表达他对陶渊明高尚品格的敬仰与钟爱。他在这些诗中使用的就是陶诗的韵脚。
在西方的文学研究中,互文性只是在最近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新方法,它往往
在貌似不相关的文学作品之间发现相关联的东西。而长期以来,中国人有意识地运用互文性
这一传统长期为人忽视。
那么,对这种文学进行翻译是否可能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这种翻译如果不是完
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不充分的。因为,面对这种丰富的不确定性,译者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不把实质性的部分明确地表达出来,要么用毫无兴味的注释进行冗长的解释。诚然,这
也是我们在所有诗歌翻译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这一文学形式中,形式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无论是意义还是感染力都取决于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古诗的翻译还存在一个“言
外”(因此也就是“形外”)的层面(dimension)。把握此类文本各个层面的含义,就意味着我
们不仅要考虑其语言上的意义、其历史真实性及其特殊的形式(这是我们从事一般性的翻译
工作时必需虑及的),还要理解由文化所决定的它们传达(commttmcate)与表意(producing
meaning)的独特方式。
因此,要理解此类文本,我们必需理解它们所属的文化,理解潜在的文化与美学模式。
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会带来一种新的双重理解:(1)理解不同的语言与哲学背景如何塑造文本
的传达特性;(2)理解此类文学或诗学(以及哲学)文本如何塑造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方
式,即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与意识。
规范性和模糊性之间的这种独特的相互作用,是构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
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各层中国人的生活中,尤其在他们籍以表达礼
貌的礼仪形式中,存在着各种规范与准则;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在这种规范性中有一种
对模糊表达、间接性与含蓄性的偏爱。显然,中国人非常善于解读与理解言外之意。
在中国文化模式中,我们还发现有许多因素或侧面是与诗歌息息相关的。例如:表达事
物与推理问题时习惯于用类比的方式。这体现了一种对世界的暗喻式或美学式的认识方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宇宙拥有的不是一种理性秩序,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其中万物是以对
应的形式相互联系的)。
在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中,我们处处可以察觉到一种平衡与和谐的特性,例如,对并列形
式或对仗(parallehsm)的钟爱。这实际上传承了以下倾向:看待事物时不是依据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而是采取亦此亦彼的模式(阴阳模式)。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特色也有所体现,
如儒家与遭家思想的相互依赖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融合。
最后,这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还涉及另一种令人吃惊的能力——在我们见到差异性
(difference)的地方见出同一性(identity)。这对我们而言,既可能是令人泄气的,也可能是富
有启发的。例如,任何试图以分析与求异的方式去理解中国新儒家文本的人,都会感到失望,
因为其中大多数概念都是以与其他概念相同一为特色的,如“性即理”。然而,也有人在读
到“天人合一”或佛家的心经(Heaa Sutra)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时感到深受启发。
对于翻译与解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做好翻译,我们首先要理解另一种文化符号
系统。换言之,除了文本,我们还要关注更多的东西。我们要进入这一文化的“意味视界”
(hori- zon of significanc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 lor),即事物获得意义的文化背景。最
理想的或许就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hayre)所言的“居于两种立场”
(11)(inhabiting both stand- points)。即使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至少,我们应为之努力。我们需
要获得一种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它不应当仅仅是语言上的。这种能力类似于转换
视角的能力,也就是不仅仅从单一文化规定的视角洞察世界的一种敏感性。具备了这种能力
以后,汉学研究者们将不仅仅是熟练的文本翻译者(翻译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可能还会
成为文化的翻译者和解释者——我认为这才是他们的使命所在。
注 释
① 詹姆斯·刘:《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Chicago 1973,P.3.
② 乔治·斯坦纳:《写在“巴别城”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Oxford 1975,p.31
③ 斯坦纳:同上,p.30.
④ 詹姆斯·刘:《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p.109f.
⑤ M.A.罗伯逊(Maureen A.Robertson):《……传达珍贵之物:司空图的诗论与〈二
十四诗品〉》;载戴卫·布克斯鲍姆和非特列·穆特(编者):《变迁与永恒——郝剧川博士纪
念文集》,香港,1972年,第327页。“)…To convey what is precious”: Ssu-k,ung T'u's Poetics
and the Erh-shih-ssu shih-p’” in,David Buxdaum and Fredexick W.Mote(eds.),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A Fesuch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ag-ch' uan,Hong Kong 1972,P.327ff.
⑥ S.欧文(Stephen Owen):中国文学思想选读》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 (Mass.)1992,P.406.
⑦ 詹姆斯·刘:《中国文学艺术精髓》(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North Scituate
l979.
⑧ 这首诗的题目为:《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哈佛—燕京学院,汉学丛书增补本
第十四,《杜甫诗歌索引》(II),第257页。(Harvard-Yenching In- stltute,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Supplement No.14,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Tu Fu,II,p.257.)
⑨ 此段英译摘自:卜松山:“叶燮的(原诗》——前清时期的一部诗论”,《同胞》
(LXXVIII),1992年,第26页。Karl-Heinz Pohl,“Ye Xie’s‘On the Origin of Poet- ry’(Yuan
Shi)-A Poetic of the Early Qing”,T'oung Pao,LXXVIII(1992),P.26.
⑩ 《杜甫诗歌索引》(Ⅱ),第1页。(A Concordance to the Poerns of Tu .p.1.)
(11)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不可比性、真理和儒家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德
性的对话》;载:艾略特·多伊奇(编者):《东西哲学视角下的文化与现代性》,火奴鲁鲁,
1991年,第111页。
(Alas- dair MacIntyre,“Ineomraensurability,Truth,and the Conversation Confucians and
Aristotelians About the Virtues”,in Culture and Modernity-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Eliot Deatseh,ed.,Honolulu 1991,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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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译现象和翻译补偿手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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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忠生, 胡奇勇(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学院外语系, 福建福清)
摘要: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特征, 在词汇、语音、修辞和文化上
存在不可译现象。笔者不同意完全不可译的观点, 本文运用补偿手段探讨了以上四个方
面的基本可译性。
关键词: 不可译; 补偿; 英汉翻译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4)
作者简介: 韦忠生(1962~ ) , 男, 副译审。
一、不可译现象与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
在英汉互译中, 有时无法将原语或源语(sou rce language) 翻译成译入语或目的语
( targetlanguage) , 会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 即“不可译”, 它包括“语言上的不可
译”和“文化上的不可译”。“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法的种种差异是造成可
译性障碍的基本原因。因此, 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 绝对的可译性是不存在的。
同理, 翻译中的‘忠’与‘信’, 也只能是相对的, 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也是不存在的。[ 1 ]”
翻译以原语文化为中心, 还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 这长期以来在我国翻译界是一
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笔者不同意完全不可译的
观点, 如果真地不可译,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不断的探讨。
各国语言学家、翻译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跨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各种
各样的翻译策略。“异化”(fo reign izat ion 或alienat ion) 与“归化”(dom est icat ion 或者
adap tat ion)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方法。归化以原语文化为视点(sou rce language cu
ltu re o rien ted) , 异化以译入语文化为视点( target language cu ltu reo rien ted) , 前者
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译入语的文化习惯, 为读者着想; 后者提倡译文应尽量去适应原语
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
美国现代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了所谓的“动态对等”或“灵活对等”(dynam ic equ
ivalence) 的翻译方针, 换言之, 就是不把着眼点放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上, 而放在译文读
者的感受上, 也就是把重点放在“译文和原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上”。所以这种
“动态对等”或“灵活对等”的翻译就不限于一种译法, 而要求从各种可能的译法中挑出最接
近原文效果的译法。奈达主张把“翻译过程”看作是“不断从各种不同译文中选择最佳或较
佳译文”的过程。
二、补偿的分类和界定
翻译过程中, 当遇到难以直接翻译的词句, 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
现手段, 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 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 这
种翻译过程就是补偿。
采取补偿的翻译策略, 考虑更多的是译入语或目的语的文化和遣词用字习惯, 实际
上是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
20 世纪60270 年代, 翻译理论文献中先后出现过compen sat ion, compen sato
ry, compen satefo r 等与补偿相关的术语, 然而界定仍不明确。80年代初, 威尔斯(W
ilss) 在《翻译: 问题与方法》( The Science of T ran slat ion: P rob lem s andM ethods)
[ 2 ]一书中多次提到补偿这一概念, 称其为解决语言内及语言外结构差异的手段, 后者
指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他也论述了词汇翻译的迂回策略, 即解释性翻译, 认为这是译者
可以采用的唯一补偿手段。自80 年代后期开始, 对补偿的功用及分类更为明确。英国
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 ewm ark) [ 3 ]认为, 补偿主要用于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
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损。最著名的是赫维和希金斯(Hervey and H iggin s) [ 4 ]
提出的补偿的分类: ( 1) compen sat ion in k ind(类比补偿) : 在译入语文本中运用与
原文相当的语言手段, 再现原文效果; (2) compen sat ion inp lace (换位补偿) : 译文在不
同于原文的位置再现相同的效果; (3) compen sat ion by m erging (融合补偿) : 译文将原
文多个特征融合在一起; (4)
compen sat ion by sp lit t ing (分解补偿) : 译文将原文较短语句的含义和特征融合
在译文较长的一段话中。作者认为上述几种形式并不互相排斥, 可以同时运用。我国学
者柯平先生[ 5 ]认为变通和补偿手段包括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
义、归化和回译; 马红军先生[ 6 ]则将补偿手段划分为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 前者指明确
的注释(包括脚注、尾注、换位注、文内注以及译本前言、附录等) ; 后者包括增益、具
体化、释义、归化等手段, 指译者充分利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
翻译界普遍认为, 有关双关、典故与语音效果的转换应视为补偿, 而与特定文体及修
辞无关的变通手段(如语法转换) 则不应属于补偿。马红军先生认为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
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 均可归于补偿。
三、补偿在不可译现象中的应用
1. 补偿在词汇翻译中的运用英语中有些词汇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 就不能用
异化法, 而要用归化法加以引申, 这种引申可以从抽象到具体, 也可以从具体到抽象。
There were times when emigration bottleneck was extremely rigid and nobody
wasallow ed to leave the country out of his personal preference .
Bottleneck 的原意是“瓶颈”或“(交通) 狭口”, 引申为“限制”; preference 的愿意是
“偏爱”,
引申为考虑: 过去有过这种情况, 移民限制极为严格, 不许任何人出于个人考虑而
迁居他国[ 1 ]。
释义法也是一种变通的作法。在英译汉中有时需要灵活地译出英语词典的原义, 对
原词语进行阐释。释义使抽象名词具体化, 暗含词义明朗化。如英语中有几类带有强烈
的语义色彩的动词,
在汉语中无对应色彩的动作, 因此我们要在它们前面加上描摹性副词。
saunter 悠然自得地走, amble 从容不迫地走, stride 大踏步地走, trudge 步履艰难
地走,
trapes 懒散疲乏地走, trek 寸步难行地走,
shamble 蹒跚地走, prance 昂首阔步地走,
scamper 蹦蹦跳跳地走, clump 拖着沉重的脚步走, tiptoe 踮着脚尖走。
由于全国实行了经济改革, 中国农民已打破了延续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制度。
Thank s to the econom ic refo rm acro ss thecoun t ry, farm ers in Ch ina have sm
ashed the“common b ig rice po t”system that ex isted fo rdecades, i. e. the ab so lu te
equalitarian ismw hereby everyone get s the u sual pay andbenef it s irrespect ive of h
is perfo rm ance.
“打破大锅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语, 若直译为sm ash the common b ig rice po
t,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 这里作了解释性翻译予以补偿, 同时尽可能
保留民族特色。
I knew even then that she w as help ingpeop le ou t. She had a face that
invitedconf idence and a heart that never bet rayed it. (F. ou rsler)
即使在那个时候, 我也已经懂得她是在热心帮助人家。她的脸使人看了就把她当作
自己人, 为人更是耿耿此心。
“O h! Tell u s abou t her, A un t ie, ”criedImogen; “ I can ju st rem em ber her.
She’s theskeleton in the fam ily cupboard, isn’t she ? ?”
(J. Galswo rthy: In Chancery)
“哦, 给我们讲讲她的事儿吧, 好姑姑, 伊莫根嚷嚷道,“我几乎记不得她了, 她是咱们
家衣橱里的骷髅, 丑得见不得人, 是吗? ??”
在以上两个译例中, invited conf idence 用释义法译为“使人看了就把她当作自己
人”, 译例对skeleton 进行了阐释, 增加了“丑得见不得人”
这样的字眼, 使其暗含含义明朗化。
2. 补偿在语音音韵翻译中的运用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规律上相差很大, 在英汉互译中
找不到对应的形式, 成为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如:
—W hat keys are too b ig to carry in you rpocket s ?
— A donkey, a monkey, and a tu rkey.
例句中, 英语利用了发音?k i: ?与k i 及词形的相似性, 表示答话人的机智敏捷和幽
默风趣, 这种由语音相似所构成的韵律美和词形后缀相同的形式美在译成汉语时很难再
现。
英语文学作品中, 有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人物的语言不规范, 语法、拼写、发音错误
百出, 这种情况要采用注释的方法, 否则读者很难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
英汉语在音韵表达上差别很大, 我们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 利用汉语的叠音词、对偶
句式、双声、排比结构等方法加以补偿:
Change is part of life and the m ak ing ofcharacter. W hen th ings happen that you
do no tlike, you have two cho ices: You get b it ter o rbet ter.
变化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也塑造了人的意志品德。当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 你有
两种选择: 要么痛苦不堪; 要么痛快达观[ 7 ]。
例句中b it ter o r bet ter 是头韵(alliterat ion) ,
还押尾韵, 这里将其译成音韵对仗、工整贴切的对偶句式, 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原文的
韵味。
Competence, Concen t rat ion,
Comp rehen sion, Con scien t iou sness, Clarity,
Cou rtesy业务过硬、精神集中、理解全面、工作认真、清楚利落、彬彬有礼[ 7 ]。
这里每个词都押头韵, 音律铿锵。译文采用排比结构作为变通的方法, 四字格节奏优
美, 较好地表现了原文的音乐美。
3. 补偿在修辞翻译中的运用绝大对多数英语修辞格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修
辞格, 它们无论在结构上或修辞作用上,
都彼此十分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可采取异化的方法。但是实际上, 由于两个民族的思
维方式和美学观念等各不相同, 因此就要采用归化的办法以保持原文的语言表现力和感
染力。
(1) 转换比喻形象: pain t (gild) the lily 与“画蛇添足”, 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在西
方, 百合花是“清白”与“贞洁”的象征, 因此给百合花粉饰当然被看作是多此一举; 而汉文
化中蛇本无足,
画蛇添足只能弄巧成拙, 典出《战国策. 齐策二》中的“画蛇添足”与典出莎士比亚《约
翰王》(KingJohn) 中的" pain t the lily" 各自所具有的民族性都十分明显。英语的这一成
语翻译成汉语时就要转换比喻形象, 将其翻译成画蛇添足或采用释义法译为“给百合花涂
彩, 多此一举”。
(2) 引申词义: 在翻译英语修辞格时, 往往还要引申词义. 例如英语的O xymo ron
(矛盾修饰法) 有时按照其字面意义和语法结构翻译出来, 会令人不解。
The M ajo r again p ressed to h is b lue eyesthe t ip s of the f ingers that w ere
dispo sed on theedge of the w heeled chair w ith carefu lcarelessness. (Charles D
icken s: Dom bey andSon)
少校用一种经心作出的漫不经心的姿态再次把原来放在轮椅边上的指尖按住自己的
蓝眼睛。
这里将carefu l 引申为“小心作出的”
(3) 增加用词: 为了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 在翻译英语修辞格时, 需要增
加用词。
The m essenger w ho w as no t long inretu rn ing, fo llow ed by a pair of heavy boo
t thatcam e bump ing along the passage like boxes.
(D icken s)
送信人不久就回来了, 后面跟着一个穿着笨重靴子的人, 在过道里走的咯噔咯噔乱
响, 象滚动箱子一样。
A pair of boo t (一双笨重的靴子) 属于英语修辞格M etonym y (借代) , 译文加词为
“一个穿着笨重靴子的人”; bump ing ( 碰, 撞) 属于O nom atopoeia (拟声) , 译文增词为
“咯噔咯噔乱响, ”like boxes (象箱子一样) 属于Sim ile (明喻)。
根据上文, 译文增加“滚动”二字, 这样译文就通俗易懂了。
英汉语的双关语, 都是指同形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的巧妙使用, 因此双关语分为谐
音双关语和谐义双关语, 双关语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使语言生动活泼, 富有文采。双
关语的翻译在多数情况下在译文中很难再现原文的修辞形式, 可用叠字来作为一种变通
的补偿方式。汉语歇后语中有些也含有谐音相关的修辞结构, 翻译时有一定的难度, 绝大
多数是不可译的。
It’s a long , long w ay to Siberia and long,
long w ait atMo scow airpo rt. (J eff T rim b le)
去西伯利亚的路, 千里迢迢; 在莫斯科机场候机, 遥遥无期[ 8 ]。
句中w ay 和w ait 是谐音双关语, long, longw ay 和long, long w ait 相迭, 给人一
种路途遥远, 几无盼头的感觉。这里用“迢迢”“遥遥”叠字形式作为一种变通的译法。
“试纺, 顶多忙一阵子, 过了几天, 还不是外甥打灯笼- 找旧(照旧)。”(周而复,《上海
的早晨》)
“A nd if w e’re now go ing to have a checksp inn ing , it’ll on ly m ean that w e’ll be
bu sierthan ever fo r a spell and then af ter a few daysth ings w ill be back to w hat they
w ere befo re. ”
在这里歇后语的喻义被准确贴切地译出来了但是在译文中汉语的双关语体现不出
来。
4. 补偿在文化翻译中的运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语言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
尤其文化中所蕴涵的文化语义, 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性, 由于两种语言不同的文化观念,
势必存在文化局部交叉、碰撞和冲突, 这就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每一种
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cu ltu rally- loaded wo rds) 在译入
语中找不到与之对应或对等的词语, 不得不采取异化并加注的方法, 从而使作品的语言
风格、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这断子绝孙的阿Q ! ”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阿Q 正传》)
“A h Q , m ay you die son less! ”Sounded thelit t le nun’s vo ice tearfu 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是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 至今这种传统的观念仍然根深
蒂固, 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骂人“断子绝孙”是最刻毒
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 这种观念要淡薄的多。因此英美读者不可能理解译文中“son less”
的文化含义, 因而译文必须加上一条注释: —a cu rse in to lerab le to ear inCh ina, 才能
使译文读者确切理解全句的语用含义。
有些专有名词往往反映某种背景情况、民俗或典故,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把它们
所具有的特殊涵义阐释出来。
Now you can m eet good Sam aritan s again,
here, there and everyw here.
Sam aritan 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生性乐善好施于人, 因此全句译为现在你又
可以处处见到乐于助人的人了。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 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而笑道:“若其也葬花, 可谓东施效
颦了, 不但不为新奇, 而是更是可厌。”(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Can th is be ano ther ab su rd m aid to com eto bu ry f low ers like Taiyu ? ”he
wondered insom e am u sem en t. “ If so, she’s ’ Tung Sh ihim itat ing H is Sh ih, w h
ich isn’t o riginal bu trather t iresom e. ”
一般的英美读者不大可能了解译文中出现的“Tung Sh ih ”和“H is Sh ih ”, 因此对
Tung Sh ihim itat ing H is Sh ih 这一典故也必然感到茫然不解, 为此译者加注如下:“H is
Sh ih w as a famou sbeau ty in the ancien t Kingdom of Yueh. TungSh ih w as an ugly
girl w ho t ried to im itate herw ays. ”这样便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理解这一典故
的涵义。
四、结语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翻译中不可译性限
度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译者要深入探讨两种语言的特点, 努力缩小这种限度。补
偿无疑是翻译不可译现象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笔者认为不存在完全不可译现象, 任
何语言现象是基本可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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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述宗. 是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J ]. 中国翻译,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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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分析
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分析
由于两种语言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很多表达在另外的语言中很难找
到对应的表达,这就是不可译性。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著作《通天塔》(AFTER BABEL)中对历史上有关
可译性的争论作了以下分析(1975:73):'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
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总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语言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说,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
种语言朱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 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
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相相反的观点认为
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逻辑和心理方面无法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因而无
足轻重。'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
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
接受的,如果涉及的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交流
工具之一。一个个国际组织纷纷成立,一个个独立国家先后诞生,一个个跨国公司不断涌现,
给翻译赋予了政治和商业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流促进了各国之间信息的频繁交
流,从而大大增加了翻译的工作量。可以这样说:没有翻译就没有近二百个不同语言国家和
睦相处的国际大家庭。这一客观现实已使持'翻译不可能'观点人无立足之地。
西奥多·萨沃里(Theodore Savory)认为(1957:11):由于思维相同,翻译才有可
能,而产生这种相同思维的原因,则是各民族都属于同一种类。尤金·奈达(Eugene Nida)
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提出'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绝对沟通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在
同一语言区域或是不同语言区域之间,人们之间高度有效的沟通还是可能的,因为人们的思
路、身体反应、文化经历和对别人行为方式作出调节的能力都是相似的。'(1964:55)奈
达通过大量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充分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
中也能相对精确的表达出来。'(1875:Xiii)笔者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
的、由词汇组成特定体系。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相似的生理结构,有大同小异的体力活
动和脑力活动。尽管种族和肤色不同,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根据本人对汉英这两个分属于不
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这两种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地描写客观外在世界和
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它们之间共同远远超出不同点。语言之间的共同点使源语(Source
Language)向的语(Target Language)的转换成为可能,因此把源文(Source Text)译成
的文(Target Text)是可能的。承认翻译是可能的,确认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是翻译
的理论基础。
译不可译之文
——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
[德]卜松山/文 杨淑学/译
盾姆斯·刘[向愚](James Liu)曾言:“正如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在试图表达不可表达之事物
一样,一切文学艺术理论都是在试图解释不可解释之事物。”①或许,我们可以在这句名言
之后再加上一句:“所有对文学艺术的翻译都是在试图译不可译之事物。”然而,未必所有人
都会同意这种说法。从古至今,人类毕竟始终都在从事着文学的翻译。但是,从理论的角度
看,我们所从事的文学翻译的根本立足点或许并不坚实,至少在后现代时期,理解的可能性
正面临彻底的挑战:归根结底,理解不过是误解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基于此,翻译实际上也
就是误译。
然而,从较为实际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忽略后现代所指出的此类缺陷,因为我们根本
就离不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像西西弗斯的苦役(a Sisyphean task)一样,需要我们
持之以恒。我们需要进一步意识到此种努力的不足,而不是其无效性。事实上,文化离不开
翻译:我们的思想史不外乎一部翻译史,只要想一想对《圣经》、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史诗的
翻译是如何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正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②,翻译包括两个层面:(1)跨越空间的翻译,即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2)跨越时间的翻译,即不同时代之间的翻译。从这个角度看,人类
的交流,无论是同一语言内部还是多种语言之间的交流,首先有赖于翻译。其次,正是由于
我们学会了跨越时代的翻译,我们才拥有了文明(我们也称之为传统)。另外,一方面,翻译
总是解释 (interprelation),即对某一作品的个别的、有局限的主观理解方式;另一方面,翻
译作品(尤其是对文学与艺术作品的翻译)也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弄清如何解读艺术(如文艺复
兴时期的艺术)。我们不妨再引用乔治·斯坦纳的一句名言:“当我们丧失或忽视解读艺术所
需的惯例时,艺术也就死亡了。”③
上述观点应当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涉及我们文化内部的翻译时应当如此。但是,我们
对充满根本性差异的他者文化(如中国文化)的翻译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从
事着这项工作,并且会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在从事此种翻译时,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这项
工作的不适当之处(inadequacies)。面对一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我们发觉文化本身是一种由彼
此相互关联的诸因素组成的符号系统,需要加以翻译或解释。
由于文学艺术美学(继哲学与宗教之后)是文化的显著体现,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理
解一种文化的文学与艺术来走近这种文化,既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或误解)。这也正是我
在本文中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我将努力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中国古诗来说明翻译中国
文化所遇到的困难以及这种翻译的必要性。换言之,我将着重阐释中国古诗中的某些侧面或
特性。这些特性乃是构成翻译中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而正确理解这些特性则有助于我们理
解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不仅被视为中国特有美学的体现,而且被视为
一种文化模式的体现。我想要表明的是,中国古诗的魅力存在于表面看来相互矛盾(事实上
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为:(1)形式感,或者说,对“律”
(regularity)、规则或固定模式的钟爱;(2)开放式的、朦胧的或委婉的传达或表现方式,即含
蓄性或暗示性。或许,有人更喜欢将其称之为一种自由与规则的相互作用。
何为中国诗的“律”呢?同其他民族的诗人相比,中国古代诗人有着特别强的规范形式
感。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每行诗中有固定的字数;
2.每首诗中有固定的行数;
3.语调的规范模式;
4.对比概念的规则性平衡(对仗)。此类规范特征最显著的体现是所谓八行“律诗”或
四行“绝句”;另外,也体现于宋词和元代散曲的固定曲调形式之中。
那么中国诗的开放性(openness)或暗示性 (suggestiveness)又是什么呢?从最早的中国诗
中,我们便可发现一种对间接的、暗喻式的表现方式的偏爱。在《诗经》的序中,这一特征
被称为“兴”,意为“激发”(stimulation)或“联想”。④“兴”在诗中表现为诗首的一种自
然形象,它通过委婉或类比的方式把自然与人联系起来。后来,特别是经过唐代诗人与批评
家司空图(857—908)的重新阐释,中国诗歌的这一显著美学特性被描述为“味外之旨”⑤或
“言有尽而意无穷”⑥(严羽,公元13世纪)。
以上特性的根源是什么呢?首先是语言上的渊源。汉语书面语中有两个特征与之相关:
1.汉语的组成单位——汉字——为无屈折变化的单音节单位。这一特点使中国诗能够
具有整齐的形式,并具有诸如诗行的长度或相互对应等方面的规范性。
2.古汉语句法上的不确定:
(1)没有词的形态、屈折变化;
(2)意义由词的位置与类比决定(诗歌中,意义往往由词或形象的并列结构来实现);
(3)汉语不是以主语为中心,而是以主题为中心;
(4)许多汉字具有多种意义。以上特征就形成了一种很高程度的开放性或模糊性——这
不仅反映在诗歌中,也表现在哲学作品中。与西方哲学作品截然不同,中国的哲学文本具有
一种诗性、暗示性,即美学特征。这种规范性与模糊性的相互作用在其他形式的作品中也有
体现,如“骈文”或“八股文”。这一特性甚至也体现于绘画当中,如具象与空白、虚与实
的对比。
中国诗的上述特性还有其哲学基础:
对规范与准则的钟爱可追溯到法儒传统中“法”的概念,而这一传统自汉代初期(公元
前一、二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这一特色更多地表现为礼
仪规范,即“礼”。然而,正如人们常指出的那样,正统的中国传统是“外儒内法”的儒家
思想。)
模糊性与开放性源于道家的观念,如“自然”或高深莫测、只可意会的“道”等。
最后,相对双方互补平衡源于阴阳思想,而后者已渗透至中国哲学的其他所有流派。
让我们以几首中国古诗为例来进行分析。唐代著名诗人王维(701-761)的律诗《过香积寺》
由八行组成,每行有五个字。(这首八行律诗可分为两个部分,各有四行。)原文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迳,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如果按字面翻译,可译为:not know tingrance accumulated
temple several mile(s) enter cloudy peaks old tree(s) without people path deep mountain(s) what
place bell spring/stream sound choke/gush jagged rocks sun color chill blue/green pine(s) near
evening empty pool bend quiet mediation subdues poison dragon
诗中的第五、六行含义模糊。泉声是水由岩石中喷涌而出形成的呢,还是水在受到岩
石的阻塞时发出的?我们不得而知。第六行作为并列结构的另一部分有着同样的不确定性:
是阳光使青松显得冷清呢?还是恰恰相反?然而,正如詹姆斯·刘[向愚]对这些诗句的评论一
样,这种句法的模糊性并非缺点;相反,这正是丰富诗意的源泉,因为这一特色使诗人得以
表现瞬间的体验,而不必受制于因果逻辑。⑦
下面的例子是摘自杜甫⑧(712—770)诗中的一组描写庙宇的诗句。原文为: “碧瓦
初寒外,金茎一气旁。”
可直译为:
green roof tiles first cold beyond
gold Pillars one/unity cosmic energy beside
对这两句诗,清代批评家叶燮(1627— 1703)有一段很有趣的评论:
“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
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
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
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
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
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竞若有内有外,
有寒有初寒。”⑨
叶燮对杜甫诗句近乎现代批评方式的分析,突出了中国诗中与规范性并存的模糊性与含
蓄性特征。
这种规范性与模糊性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西方诗歌传统中并不存在的各种诗歌表达方
式。例如,中国古诗常运用一些特殊的互文性(inter- textuality)方式来实现间接、委婉的表达。
其中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引用典故,即从某一首诗或某一部典籍中引用一个特殊的短语或句
子。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使诗人以很少的文字实现丰富的联想。然而,存在的问题是:只有
在大量的阅读之后,才能理解诗中所暗示的内容。正因如此,无论写诗还是欣赏诗,知识渊
博都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也就是杜甫所谓的“读书破万卷”。⑩
另一种互文性方式则更多地与规范的特性相联系:使用完全相同的韵脚做诗来应和另一
位诗人(多为朋友)。这种互文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中有许多范例。例如,著名诗人苏轼特别钟
爱陶渊明的诗(后者生活的年代比苏轼早700年),于是他为陶渊明几乎所有的诗都写了和诗,
并以此来表达他对陶渊明高尚品格的敬仰与钟爱。他在这些诗中使用的就是陶诗的韵脚。
在西方的文学研究中,互文性只是在最近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新方法,它往往
在貌似不相关的文学作品之间发现相关联的东西。而长期以来,中国人有意识地运用互文性
这一传统长期为人忽视。
那么,对这种文学进行翻译是否可能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这种翻译如果不是完
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不充分的。因为,面对这种丰富的不确定性,译者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不把实质性的部分明确地表达出来,要么用毫无兴味的注释进行冗长的解释。诚然,这
也是我们在所有诗歌翻译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这一文学形式中,形式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无论是意义还是感染力都取决于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古诗的翻译还存在一个“言
外”(因此也就是“形外”)的层面(dimension)。把握此类文本各个层面的含义,就意味着我
们不仅要考虑其语言上的意义、其历史真实性及其特殊的形式(这是我们从事一般性的翻译
工作时必需虑及的),还要理解由文化所决定的它们传达(commttmcate)与表意(producing
meaning)的独特方式。
因此,要理解此类文本,我们必需理解它们所属的文化,理解潜在的文化与美学模式。
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会带来一种新的双重理解:(1)理解不同的语言与哲学背景如何塑造文本
的传达特性;(2)理解此类文学或诗学(以及哲学)文本如何塑造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方
式,即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与意识。
规范性和模糊性之间的这种独特的相互作用,是构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
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各层中国人的生活中,尤其在他们籍以表达礼
貌的礼仪形式中,存在着各种规范与准则;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在这种规范性中有一种
对模糊表达、间接性与含蓄性的偏爱。显然,中国人非常善于解读与理解言外之意。
在中国文化模式中,我们还发现有许多因素或侧面是与诗歌息息相关的。例如:表达事
物与推理问题时习惯于用类比的方式。这体现了一种对世界的暗喻式或美学式的认识方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宇宙拥有的不是一种理性秩序,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其中万物是以对
应的形式相互联系的)。
在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中,我们处处可以察觉到一种平衡与和谐的特性,例如,对并列形
式或对仗(parallehsm)的钟爱。这实际上传承了以下倾向:看待事物时不是依据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而是采取亦此亦彼的模式(阴阳模式)。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特色也有所体现,
如儒家与遭家思想的相互依赖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融合。
最后,这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还涉及另一种令人吃惊的能力——在我们见到差异性
(difference)的地方见出同一性(identity)。这对我们而言,既可能是令人泄气的,也可能是富
有启发的。例如,任何试图以分析与求异的方式去理解中国新儒家文本的人,都会感到失望,
因为其中大多数概念都是以与其他概念相同一为特色的,如“性即理”。然而,也有人在读
到“天人合一”或佛家的心经(Heaa Sutra)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时感到深受启发。
对于翻译与解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做好翻译,我们首先要理解另一种文化符号
系统。换言之,除了文本,我们还要关注更多的东西。我们要进入这一文化的“意味视界”
(hori- zon of significanc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 lor),即事物获得意义的文化背景。最
理想的或许就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hayre)所言的“居于两种立场”
(11)(inhabiting both stand- points)。即使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至少,我们应为之努力。我们需
要获得一种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它不应当仅仅是语言上的。这种能力类似于转换
视角的能力,也就是不仅仅从单一文化规定的视角洞察世界的一种敏感性。具备了这种能力
以后,汉学研究者们将不仅仅是熟练的文本翻译者(翻译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可能还会
成为文化的翻译者和解释者——我认为这才是他们的使命所在。
注 释
① 詹姆斯·刘:《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Chicago 1973,P.3.
② 乔治·斯坦纳:《写在“巴别城”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Oxford 1975,p.31
③ 斯坦纳:同上,p.30.
④ 詹姆斯·刘:《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p.109f.
⑤ M.A.罗伯逊(Maureen A.Robertson):《……传达珍贵之物:司空图的诗论与〈二
十四诗品〉》;载戴卫·布克斯鲍姆和非特列·穆特(编者):《变迁与永恒——郝剧川博士纪
念文集》,香港,1972年,第327页。“)…To convey what is precious”: Ssu-k,ung T'u's Poetics
and the Erh-shih-ssu shih-p’” in,David Buxdaum and Fredexick W.Mote(eds.),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A Fesuch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ag-ch' uan,Hong Kong 1972,P.327ff.
⑥ S.欧文(Stephen Owen):中国文学思想选读》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 (Mass.)1992,P.406.
⑦ 詹姆斯·刘:《中国文学艺术精髓》(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North Scituate
l979.
⑧ 这首诗的题目为:《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哈佛—燕京学院,汉学丛书增补本
第十四,《杜甫诗歌索引》(II),第257页。(Harvard-Yenching In- stltute,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Supplement No.14,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Tu Fu,II,p.257.)
⑨ 此段英译摘自:卜松山:“叶燮的(原诗》——前清时期的一部诗论”,《同胞》
(LXXVIII),1992年,第26页。Karl-Heinz Pohl,“Ye Xie’s‘On the Origin of Poet- ry’(Yuan
Shi)-A Poetic of the Early Qing”,T'oung Pao,LXXVIII(1992),P.26.
⑩ 《杜甫诗歌索引》(Ⅱ),第1页。(A Concordance to the Poerns of Tu .p.1.)
(11)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不可比性、真理和儒家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德
性的对话》;载:艾略特·多伊奇(编者):《东西哲学视角下的文化与现代性》,火奴鲁鲁,
1991年,第111页。
(Alas- dair MacIntyre,“Ineomraensurability,Truth,and the Conversation Confucians and
Aristotelians About the Virtues”,in Culture and Modernity-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Eliot Deatseh,ed.,Honolulu 1991,p. 111.)